上海余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   “”之后,由于消息,上海“”的余党们最初并不知道的真实情况。

      尽管马天水和周纯麟突然前往,曾引起徐景贤和王秀珍的怀疑,但是他们到达之后,并未发来异常的信息。

      电话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接的。房佐庭告诉王秀珍,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其实,当时,马天水已经参加了中央“打招呼”会议。遵照中央,房佐庭对王秀珍说“中央还没有开会”。

      10月7日晚上,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个电话。当时,于会泳告诉徐景贤,“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决定的。”

      接着,徐景贤又给卫生部部长刘湘萍打了电话。刘湘萍则告诉徐景贤:“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尽管于会泳和刘湘萍的答复隐含着异常情况,但是还不足以使徐景贤对于局势作出发生异常的决断。

      1980年12月13日上午,最高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开庭审问王洪文、张春桥时,徐景贤作为证人出庭。徐景贤在证言中,详细叙述了当时发现动向异常的过程。

      10月8日的大清早,(张春桥老婆)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10月8日上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引者注:当时廖祖康判断说,“情况反常”!)这个时候,我给《》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两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引者注:当时萧木说:“坏了,鲁瑛肯定给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引者注:这时,徐景贤又从上海人民负责人那里获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患了”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患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注:《中华人民国最高特别法庭审判集团案主犯》,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356页。)

      廖祖康的这一估计,显然因为他是长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从王洪文那里得知中国最高层的内部斗争形势,所以他的话不多,但很准确。

      就这样,“”上海余党在10月8日上午作出了“极可能发生军事”的判断。

      尽管尚未得到最终,徐景贤和王秀珍开始向上海市委常委们以及上海的重要部门负责人“打招呼”,做好应付突变的种种准备。

      原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在1976年11月5日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描述了10月8日下午在上海康平举行上海市委常委紧急“打招呼”会议的情形:

      8日下午三点,我去康平小礼堂开会,会议由徐景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秀珍、冯国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徐说:给大家通一个气,马天水7日去开会,通不上消息,房佐庭(马的秘书)打电话回来,说是老胃病发了,估计中央可能出事,会议就散了。(注: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集团(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为了摸清的真实情况,王秀珍派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在8日下午飞往,打听消息。王秀珍与他约定了暗号,如果果真发生“”,就来电话说,“老娘心肌梗死”。

      8日晚上,我又去康平,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他们向打电话,探听消息,后来缪文进(金)打电话来讲老娘心脏病发了,是心肌梗死,这样大家认为是“”(注: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集团(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一是王洪文的“小兄弟”祝家耀打来的。祝家耀是王洪文把他调入,准备安排他当副部长。祝家耀在电话中说了:“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清楚表明,发生了“”!

      紧接着,文化部棠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棠所说的“我们文化部几个人”,无非是指于会泳、钱浩亮等人。“病了”,也就是失去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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